《置身事内》是 2021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籍，由复旦大学兰小欢副教授撰写。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，我们不是旁观者。

第七章：国内国际失衡

我国经济崛起得益于全球化，但因为自身体量对，也对全球体系带来巨大冲击。

国内失衡： 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。2018 年 GDP 中，居民最终消费占比只有 44%， 同等口径美国 70%， 欧盟日本 55%. 居民消费等于（可支配）收入减储蓄。储蓄高、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值，共同导致此结果。

储蓄上，书里首先举了一个语言与储蓄的相关性的研究——有时态的语言（英语），对应的人能够区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以敢于花现在的钱；没有时态的语言（中文、德语），让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意识到明日之我也是今日之我，就会加强储蓄。作者说这些理论有点意思，但解释不了我国储蓄近些年起起落落的现象。从经济角度看，当前主流解释为计划生育、政府民生支出不足、房价上涨的共同作用。

• 计划生育：小孩比例少了，赚钱的比例升高，这些人是储蓄主力，所以 20 世纪80年代储蓄升高；孩子少了，父母“养儿防老”指望不上，要增加储蓄；独生子女走向社会后，社会、家庭负担大，要储蓄；老人要补贴家里、考虑自己，要储蓄。

• 政府民生支出不足：公立教育、医疗支出不够，因此居民支出大、风险高，需要储蓄应对；政府按户籍人口来规划公共服务供给（含住房），非户籍常住人口不能接家人一起居住，只能存钱寄家里

  书中“按户籍人口来规划公共服务供给”，最近恰巧看到个例子：深圳拟发育儿补贴, 生育三孩累计可领37500元, 但要求父母至少一人是“深圳户口”。

• 房价上涨：存钱付首付、贷款

收入上，工业化转型，需要大量投资并得到回报，资本收入占比超过劳动力收入；（消费不足，只能继续加大投资，政策总是偏向资本而非人力；）国企员工多，工资占比后，后来 90 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（大下岗），社会总收入比例收缩；随后服务业兴起，劳动密集才让收入占比有一定增加。

中美贸易冲突： 国内消费不足以消费掉产出，因此大量出口，出口大于进口，经常账户是顺差。中国、欧洲、中东基本都是顺差，而美国作为消费大国是逆差——大量商品涌入美国为美国人消费掉。这其中，给美国带来一些冲击：

1. 就业冲击： 中国货便宜，美国制造业无优势而倒闭，挤压就业。作者分析数据认为，其实美国制造业就业就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下降了，中国带来的冲击其实并不大。而且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但产值没有减少，说明其技术领先，占据利润大头。但民粹兴起，将失业都甩锅“全球化”，所以要推进“贸易保护”。民意影响选票，特朗普当选，MAGA.
2. 技术冲击：就业冲击影响没那么大，毕竟中国加入 WTO 已经这么久，为何现在才挑起贸易战？主要还是，中国的制造业技术在不断提高，在往产业链上游爬，这将冲击到美国利润核心，自然会导致美国精英们的警惕。作者举了论文、专利等数量的提升，苹果中来自中国部分的硬件价值提升来说明“技术提升”的论点。中国势头猛，但积累远远不足；但美国现在保守心态占了上风，所以对华高新技术发展采取遏制、封锁态度（而低端则丝毫不在意。这也论证浅前面说的，就业冲击其实关系不大，但技术冲击动了核心利益就不行了）。

再平衡和国内大循环： 形势发展到当前，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再难提供增长动力。“双循环”战略在 20 年提出来。 供给侧改革、促消费、提收入，是加强内循环的措施。宏观上看，供给侧改革在 18 大之后一直在做；目前重点要做的还是提收入和消费。首先行业锚定上，提收入主要还得靠服务业，而服务业只发生在人口密集城市（看来还是期望走大城市聚集的路线）。其次在政策上，作者认为要把资源，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分配给居民。具体建议有：

1. 关键在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——遏制投资冲动，降低生产性支出，加大民生支出。逻辑链为：
   1. 加大民生支出，可以改变“重土地，轻人”的城市化模式，以人为本，安居乐业，才可以降储蓄扩消费
   2. 加大民生支出，必然限制政府的投资性支出（预算有限）。当前发展已经进入精细期，政府投资太盲目，收益甚微，浪费资源。
   3. 推进国内循环需要攻克卡脖子技术，这需要人。加大教育、医疗等民生支出，是对“人力资本”的投资，长期看有利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。
   4. 加大民生支出，会压低政府对土地财政、土地金融的依赖（限制其用土地加杠杆）
2. 扩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，发展直接融资渠道，让更多人有机会风险紧急增长果实，这需要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改革。

发展内循环之外，要优化外循环——要扩大进口（之前都是出口多，现在要多买东西）。扩大进口可以创造更多服务性就业（商贸物流和金融等），也能增强我国市场在国际上的吸引力（生产地可以换，但消费市场是稀缺的）。

整体上看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要优化市场。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，提升生产要素流通效率；转变政府角色，从生产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。

结语： 本章介绍了当前经济结构中“重投资、重生产、轻消费” 的特点，其能够快速扩大投资和对外贸易，并在全球化契机下拉动经济快速增长。但其弊端逐步显现，导致国内、国际经济失衡，中美贸易出现冲突。目前需要考虑经济结构再平衡，这往往伴随着国内痛苦调整和国际冲突。

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我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和第二大经济体，百年来首次成为世界经济主角，对欧美主导的经济和技术体系造成巨大冲击，也面临巨大反弹和调整。作者说，其实国内过去 40 年，没有几年是容易的，经历过几次大挑战和危机。站在岸边只看到波澜壮阔，看不见暗潮汹涌。

未来不可知，对中国经济的观察者而言，真正重要的是培养一种“发展”的观念。一方面要理解发展目的不等于发展过程；一方面要正确看待过去的经验。始终实事求是，抛开意识形态，不断去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题，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。

第八章 总结：政府与经济发展

作者首先阐述了自己对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分析的理解。经济学理论需要假设，这个假设需要符合现实；对现实和政策的建议，要考虑实际。依托市场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，有个巨大好处就是很容易发现各种“扭曲”和“错配”。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方案，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——不仅要了解产生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根源，还要深入了解各种解决方案的得失。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，作者认为市场和发展是复杂的互动过程，而非单因果关系。

地区间竞争： 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是优化资源配置、提高使用效率，实现这一目标要依靠竞争。我国改革起点是计划经济，政府直接掌握大量资源且能用政策间接分配资源。这种情况在当下的渐进性市场化改革中依然将长期存在。因此，就需要在政府里引入竞争机制，来提升整体效率。

• 第一种以中央政府为主，按功能划分许多部委，以部委为基本单位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。竞争主要体现在中央设定目标和规划过程中部委之间的博弈。比如在计划经济时期，管工业的就有七八个部委（一机部、二机部等）。这称为“条条”式竞争模式，来自苏联。（也被称为“U型”(unitary)模式）
• 第二种以地方政府为主，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后，放权给地方政府，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去竞争资源。这是自下而上的“块块”式竞争模式。（也被称为“M型”(multidivision)模式)

U 型和 M 型模式，都是公司治理中常用结构模式。U 型按功能划分部门，如生产、销售等；M 型则分为几个子品牌和事业部，彼此独立性强。

从计划经济时期起，两种经济模式就是并存的。1956 年毛主席 《论十大关系》 中说，“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，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，把地方卡得死死的，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”。

改革开放后，地方政府权力扩大（即地区间竞争成为重点）。“属地管理”和“地方竞争”构成了地方竞争的基本模式。这不仅拼资源，也是地方政策、营商环境、发展模式间的竞争。“属地管理”有利于地区性地实验，成功可以推广，失败了能控制影响面。1980 年设立 4 个经济特区时，政治阻力不小，所以才特地强调是“经济特区”而非“特区”，保证只搞经济实验。当时邓小平对习仲勋说，“中央没有钱，可以给些政策，你们可以去搞，杀出一条血路来”。

工业化进程中搞地区间竞争，前提是大多数地区的工业基础不能差太远。而 1964 年开始的“三线建设”恰恰为此铺打下了基础。当时国际局势紧张，为了备战，中央决定改变当时工业过于集中、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局面，“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，并按照分散、靠山、隐蔽的方针布点……一线的重点工厂和学校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，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”。三线建设在中西部省份建立了虽不发达但比较全面的工业生产体系，彻底改变了工业布局。

分散在各地工业知识和体系，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。分散化的乡镇企业的一个重要功能，就是将农民培训为工人。工业化最核心的一环就是把农民变成工人，这不仅是工作的转变，更是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彻底转变。要斩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，不容易。不是人多就能成为促进工业化的人口红利，一只合格的产业工人大军，在很多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，实际上非常稀缺。

分散的工业体系，以一个全国整合的、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标准来看是不够高效的。但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合适的。人人都知道工业比农业生产效率高得多，但让几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，是个漫长的过程，需要几代人的磨合和冲突。激进改革多半欲速不达，以社会动乱收场。

Todo. 可以找找激进改革的例子（成功/失败）。

地方竞争的关键一环，是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来评价地方主官，并将此评价纳入到升迁体系。各地政府不仅要在市场上竞争，还需要在官场上竞争。“官场+市场”体制，有三个特点：

1. 将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和地区经济表现挂钩
2. 以市场竞争约束官员行为。 官员不可破坏营商环境，否则必然竞争不过
3. 当地的经济表现能为地方官员和政府工作提供及时的反馈。一方面当地当地政府最了解措施的反馈；另一方面经验能随官员升迁产生超越本地的影响。中央主要领导绝大多数都曾做过地方主官，这对一个政府掌握大量资源调配的经济体系而言不无益处。

官员或政府间的竞争毕竟不是市场竞争，核心区别有三：

1. 缺乏真正的淘汰机制。也即只要不犯错，政绩不佳也不会有个人损失
2. 绝大多数市场竞争是正和博弈（可能做大盘子），但官员竞争是零和博弈。所以存在地方保护主义，甚至是“以邻为壑”的恶性竞争。
3. 公司的市场竞争一般是长期竞争，但地方官员要在有限任期内干出成绩、且新官往往不理旧账，因而会刺激大干快上的投资冲动，不惜忽视长期风险和债务负担。

最后，政府不是企业，除了经济目标，还应该考虑民生和社会服务职能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初期，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主要目标，因此和企业是类似的；但目前的发展阶段，政府要承担更多元的职能，需要由“生产型政府”转变为“服务型政府”。